以切实举措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乡村振兴形成新格局。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乡村振兴”这一主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在制度体系建设上做好衔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建立“巩固”“衔接”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东西协作帮扶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制；在科技创新上做好衔接，建立健全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作用，加大农村企业科技扶持力度；在主体培育上做好衔接，大力帮扶农业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构建“企业支撑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多种形式盘活农村集体资源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三大体系”建设上做好衔接，产业体系方面推动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生产体系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鼓励城镇工商资本、民营企业、农村“能人”在农村投资发展，经营体系方面鼓励发展市场农业、创汇农业和商品农业；在人才支撑上做好衔接，扩大农业类专业招考比例，拓宽高素质农民发展路径，坚持用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科技创新技术研究或示范项目立项的稳定性资金投入。详情

　　以统筹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协同配合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教育兴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支撑。要以教育兴农提升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新人；要以教育兴农培养大批农业科技创新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的力量；要以教育兴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动乡村文化更加繁荣，要以教育兴农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有针对性地为农村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是乡村振兴的引领性动力，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农村改革和统筹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发展新型农村经济，筑牢乡村振兴的第一推动力。坚持人才兴农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引擎。要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厚植乡土情怀，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三农”发展顶层设计的战略人才、懂得现代农村治理的管理人才、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科技人才、服务乡村文明建设的文化人才，让更多的有用之才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详情　　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当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发展面临着对农业的关注度不足、农业内部分工不足导致农民增收难、缺乏将农业现代化与现代生物、数字技术有机结合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挑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与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建立支持农业生产、适应农村转型和兼顾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以工促农带动农食系统逐步完成高效高质绿色方向转型。另一方面要以县城为核心构建多维度的市场机制，逐步缩小县乡和县城之间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差异，提升资本和劳动在城乡间和农业内部的配置效率，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同时要创建绿色农业发展方案，重视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评估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提高绿色生态农业、可再生农业等在县域农业发展中的比重，加强农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提升县域发展的可持续性。详情　　以高质量公共法律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公共法律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重要发力点之一就是增加公共法律服务有效供给。要通过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权利贫困”与法治保障之间的矛盾，对待乡村振兴过程的行为与事件，让法治贯穿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更加凸显公共法律服务的专业性。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乡村自然环境、经济状况、人口结构、风土人情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更加凸显公共法律服务的多样性。要有效回应每个独立个体自身权利的赋权需求，统筹建立因地制宜的多元共治机制，更加凸显公共法律服务的精准性。要完善双向的信息反馈机制，即时把握乡村振兴随时引发的社会新问题，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和项目标准动态调整工作机制，有效回应乡村振兴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更加凸显公共法律服务的动态性。详情

　　（光明网记者徐倩阳整理）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